目前針對如何最好地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兩種相互競爭的流行病學模型指導并分化了專家的意見。第一份來自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報告讓美國和英國政府制定了嚴格的社交隔離措施。該報告預測，如果不加以控制，COVID-19或將導致50多萬英國人以及220萬美國人死亡，這還不包括每個國家的衛生保健系統崩潰造成的許多額外死亡。

第二種由牛津大學的研究人員開發的模型表明，該病毒已經感染了多達40%的英國人，但大多數人表現出輕微癥狀或沒有癥狀，因此有必要立即開始大規模的抗體檢測以確認人體是否已經產生抗體。若研究結果屬實，說明該國已經獲得了顯著的群體免疫力。但COVID-19仍會導致許多人死亡，而且還會給衛生保健系統帶來嚴重的壓力。但可能沒有必要無限期的隔離。 但如果政治領導人根據牛津模式進行防疫規劃，結果卻在應對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模式所描述的情況，那么面臨的局面將會更糟。

同樣，就如何保護國家經濟免受COVID-19影響，國家領導人必須做出重大決策，而該決策可以用另一種模型來預測。政治經濟學家使用“增長模型”來描述國家在正常情況下為促進增長所做的事情，但這些模型也表明了國家在發生危機時可能如何應對。例如，英國的基本增長模型是由金融、住房，尤其是國內消費驅動的。當英國經濟受到冠狀病毒危機的重創，每個人都被告知隔離在家，政府采取必要的應對措施刺激消費，例如因冠狀病毒而無法工作的員工工資，相比之下，在本質上是一個吸納其他國家需求的巨大出口平臺的德國，必要的應對措施包括縮短每周工作時間，為企業資產負債表提供擔保，但不支持工資。

對美國來說，如何最好地保護經濟不受疫情行影響的問題更加復雜。從增長模式來看，美國經濟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一，是初級產品、飛機、武器、石油、服務、軟件、電子商務和金融的巨大出口國。但是推動美國經濟發展的大部分因素仍然是國內消費，這并不像一些分析人士所說的是由信貸驅動或債務依賴，就家庭債務與家庭收入的比率而言，美國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中處于中等地位。私營部門債務在美國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使美國難以應對這樣一場危機。

當把美國的增長模式與其他國家的增長模式進行對比時，這一現實顯得格外鮮明。

以失業和緊縮政策吸收經濟沖擊

依賴貿易的增長模式的國家，如北歐和西歐，往往有大量的福利國家充當“緩沖”，幫助減輕經濟沖擊的影響。一般而言，歐洲國家的經濟對國際貿易越開放，它為防止貿易中斷而建立的作為緩沖的福利國家就越大。大型福利國家還允許其公民承擔大量債務，因為它們可以有效地確保他們免于失業期;全球負債最多的人不是美國人，而是丹麥人和荷蘭人。

相比之下，采用英美增長模式的國家往往經濟實力較弱，稅收較低，金融業規模較大。他們擁有高度靈活的勞動力市場，而不是大型福利國家，這意味著他們最終要依靠工資來推動增長。信用卡、學生貸款和醫療債務已經成為美國家庭預算的標準組成部分。當這些家庭預算急劇縮水時，他們的債務將無法得到作為緩沖的英國和德國等福利國家的補償。

這種緩沖缺乏是美國增長模式的組成部分，在正常情況下，這是一個特性，而不是缺陷。當像美國這樣的體系受到沖擊時，它們往往會為自己的金融體系紓困，以保持信貸流動，并讓實體經濟通過失業和緊縮政策吸收沖擊。假設沒有緩沖措施，價格和工資將迅速調整，資本將被重新部署，增長將在不需要國家干預的情況下恢復。但這些都不是正常情況。美國的決策者們很快意識到，在冠狀病毒流行的情況下，通常的應對方法用途有限。

災難已被放大

在全球經濟危機期間，美國比其他國家有一個主要優勢：它印刷全球儲備貨幣。其他國家需要美元，即使他們無法印制美元，其銀行系統也會借入美元。在2008年金融危機等以往的危機中，美聯儲的降息和債券購買計劃等行動令全球金融市場大幅下挫。

但這一次，美聯儲的行動并沒有起到通常的安撫作用：金融市場繼續下跌，美元的主導地位未能阻止現金流失。盡管國會最終通過了一項2萬億美元的經濟穩定計劃，但它仍然無法就誰來拯救企業或消費者達成一致，這反映出潛在增長模式的緊張。美國通常選擇保護資本，通過失業調整勞動力。美國保護大企業、讓工人承擔損失的本能，是疫情成為美國災難放大器的關鍵原因，而德國甚至英國的情況并非如此。

只要失業率不高、員工工資有支出、信貸被消費者和企業用來彌補工資和成本之間的差額，美國的增長模式就會運轉良好。但是，當市場凍結并且無法正確定價資產時，增長模式就會崩潰。

美聯儲和國會可以試圖通過救助公司來降低資產價格，但當三分之一的勞動力市場被裁員，三分之二的勞動力被長時間困在家中時，將會出現更廣泛的消費危機。考慮到政府停擺的規模，救助資本和指望勞動力通過減薪和失業進行調整簡直是不可能的。

美國的增長模型是這樣構建的：如果不給自身造成災難性的損害，就無法停止增長。由于該模型旨在通過降低工資和就業而非增加福利支出進行調整，因此政治領導人可以考慮暫時性失業救濟，以應對銀行業引起的沖擊，而不是半永久性現金轉移支付和資產價值的近乎全面崩潰。

從疫情角度看，正確的應對措施是讓經濟休眠幾個月，一旦情況變得明朗，美國領導人就開始尋找其他解決方案。

重啟經濟 解除封鎖

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的另一種解決方案是“重啟經濟”，根據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模型，這么做的直接成本可能是多達220萬美國人的死亡，或者老年人需要通過死亡來拯救經濟。

如果美國人重返工作崗位，較高的感染率都會有效地關閉勞動力市場。消費者不會涌向購物中心，而企業也不太可能投資于他們無法交付的產品。

美國擁有3.3億人口，2.7億支手槍，8000萬名無法定病假工資的時薪工人以及2800萬名沒有醫療保險的人，所面臨的挑戰與其他國家的挑戰截然不同。把經濟休眠6個月以上，將會摧毀它剩下的社會結構和增長模式。但重新啟動可能會將疫情變成一場瘟疫，造成的破壞可能和經濟休眠相同。

審視其潛在的增長模型是有啟迪意義的。這表明美國將暫時救助企業，部分支持消費，并盡快解除封鎖。特朗普似乎完全愿意拿幾百萬人的生命做賭注來拯救他們的資產，押注于醫療系統將永遠能夠照顧到精英階層。

如果疫情按照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模型發展，美國重啟經濟只會加重美國應對所造成的損害。如果按照牛津模型所描述的方式發展，那么其他國家的經濟受到的損害將小于美國經濟，而且反彈的速度也會更快，因為封鎖造成的經濟損失要小于不受控制的感染。如果牛津的模式被證明是正確的，美國股市可能會飆升，但這對數百萬被裁員的小時工，成千上萬的小企業破產以及數百萬的額外感染無濟于事。

如果美國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最終可能會演變為前總統克林頓說永遠不會到來的那一刻：當人們做空美國賺錢的時候。畢竟，如果美國領導人應對疫情的最佳策略是“任其發展”，那么全球其他國家很快就會停止將美國視為增長或其他任何事情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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